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


(本文首刊于《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09期,原题《毛泽东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考辨》,作者欧阳湘为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注释从略。)

1924年1月,毛泽东在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但后来,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党史机构和学者误将毛泽东与选举舞弊案联结,并否认其正式代表身份。对此,大陆方面几无回应,部分论著观点与台湾方面类似。笔者因撰写《毛泽东在广州》一书,较广泛地查阅了有关史料和论著,现就这个问题略作考证与辨析,以澄清某些不实之词。

毛泽东出席国民党一大,身份是在湖南由国民党地方组织选出的代表。在当时公布和后来档案史料收录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毛泽东均为湖南的“推派代表”。应该说,这是国民党党史机构和学术界也都公认的,甚至在国民党“迁台”之后,也曾沿用。

展厅中展示参加国民党一大各省党员数据

(一)台湾方面的否定与质疑

从20世纪60年代起,台湾地区的国民党党史机构认定毛泽东代表资格的取得存在舞弊行为,甚至指斥为“非法”。例如,国民党党史机构编纂的《国父年谱》1924年1月14日有专条:“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湖南省代表选举发生舞弊情事,代表毛泽东等被剔除,惟准列席大会”。这就将毛泽东与选举舞弊案联结,并否认其正式代表身份。台湾方面编纂的《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除附和上述观点外,还收录了国民党临时中央历次会议的处理决定,并说:共产分子夏曦、毛泽东、袁达时三人冒称代表,“上海执行部遂揭发其假冒行为”。

(二)大陆方面的表述与反应

台湾方面的指控可谓相当严重。但大陆方面有关党史研究机构,几乎未作正面回应。《中国共产党湖南历史(1920—1949)》则说:中共湘区委根据中共中央第13号通告,首先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较为集中的长沙、安源大力发展国民党组织,组织国民运动委员会;召集长沙、安源国民党分支部会议,推选毛泽东、夏曦、袁达时为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但并未提及代表资格问题。

大陆学术界涉及这个问题的论著所持观点与台湾方面类似。例如,《孙中山集外集补编》收录的“准湖南省推选代表列席国民党第一次大会(1924年1月14日)”说:“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有关林伯渠研究的论著,较为详细地记述了这起代表资格风波之始末及处理情况:毛泽东等在湖南当选的三名代表报至广州国民党临时中央后,在粤的湘籍国民党员反对他们出席,后经林伯渠、谭平山等多方活动使问题获得解决:毛泽东等三人按“海外分部的办法办理,亦准其出席”。

此外,国内外学者合编的《廖仲恺年谱》摘录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湖南代表资格问题的几次决定,最晚一次的结论与台湾方面一致:1月14日,廖仲恺出席临时中央第26次会议。总理孙中山出席并主持会议,讨论了湖南选举代表案,“总理将获票最多数十二人选派林祖函、罗迈、邹永成三人,并同时由总理指派李执中、谢晋、刘况三人;至在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

这就有两个问题需澄清:第一,毛泽东是否涉选举弊案?第二,毛泽东等三人最终是否仅是无表决权的列席代表?

下面主要根据当时《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和国民党党史档案(包括台湾方面论著中收录的史料),对毛泽东等人的国民党一大代表资格问题进行梳理和辨析。

(一)代表选举办法及其演变

毛泽东是按国民党临时中央的明确规定在湖南当选为国民党一大代表的。1923年9月,毛泽东“因事赴湘”,后以国民党中央党部“筹备员”身份留在长沙。9月28日,毛泽东写信向国民党上海本部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副部长林伯渠汇报筹备国民党组织的进展与计划,并要求将筹备员“委任状”寄来。

随后,长沙、宁乡等支部和湖南总支部相继成立。台湾学者李云汉也承认,“上海本部改称执行部后,亦曾通告湘省办理大会代表之推选”。据此,湖南推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毛泽东、夏曦、袁达时当选,均系跨党的中共党员。

关于国民党一大代表的名额分配与产生办法,国民党中央早就有明确规定。1923年10月,孙中山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特派廖仲恺等筹备改组事宜。廖仲恺随后召集会议讨论国民党党务改组,起草改组计划书。到10月底,临时中央发出通电,预先知会海内外党部选派代表,“来粤出席大会,内地各省,定每省代表六人,其中三人,由国民党总部指派,余三人,则由各该省自行推举”。

11月24日,广东区委向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报告了国民党召集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定于明年正月举行,每省6人,海外华侨有支部者代表1人”。

到11月26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10次会议设定代表总额:22省,各6名代表;海外总支部、支部,约12名代表。合计代表名额144人。12月2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13次会议进一步明确“指派代表”的产生办法:“照案由总理每省指派三人,由上海本部介绍同志六人,须于接信后一星期即行将介绍人寄到,同时由本委员会介绍若干人,以备总理拣派”。

在后来公布的国民党一大代表名单中,各省、特别区(广州、上海、北京、汉口)的代表名额基本符合前述分配标准。(1)指定代表,各省区多为3名;超出3人名额的省区为奉天(辽宁)4名,河南5名,湖南6名。(2)推选代表,少于3名的有陕西1名,四川2名,奉天、甘肃、新疆、西藏、蒙古均为零,显系无法组织推选之故;多于3名的是上海4名,湖南、江西各6名。这样,湖南的指派代表和推选代表各6人,共计达12名。

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时交通不便,且各省在北洋军阀统治下,国民党改组尚未进行,无法开会选举“推派代表”。国民党中央担心到会人数不足。赣桂滇湘黔各省党员在粤者甚多,纷纷要求由在粤党员选出代表。1923年12月17日,国民党临时中央第18次会议决定允许各省“定期在粤开代表选举会”,并由总理孙中山指定各省筹备员;由于国民党一大会期定在1924年1月15日,临时中央致函当时在上海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大会期迫,除赣湘粤滇桂黔闽外,请催上海及各省同志,速选出大会代表,并将应推荐大会指派代表各单详复”。结果,部分省区产生当地选举和旅粤选举两批次代表,引发代表资格问题,并导致代表总额超出原定名额。

(二)旅粤选举风波与舞弊案

要厘清毛泽东等人的代表资格风波始末有两个关键节点:一是代表选举规则的变更与冲突的问题;二是代表选举弊案问题。

1.规则冲突问题

据《广州民国日报》报道,1923年12月下旬,各省有滇湘赣黔桂等省,在粤筹备选举国民党一大代表,各省筹备员名单如下: